由银川市作协理事、贺兰县作协理事刘占林创作的散文《十九岁那年的夏天》在2022年由宁夏作家协会面向全区（有部分外省区作者参赛）举办的“喜迎党代会 奋进新征程”主题读书征文大赛中荣获一等奖，为此，宁夏作协、贺兰县政府先后分别奖励刘占林2000元、8000元。该篇散文以自传体的形式，凝炼感人的笔触，回顾了作者本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山下乡，打工时，如泣如诉的一段青春、爱情、励志创业的故事，文字优美，情感真挚，现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十九岁那年的夏天
刘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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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意识到读书改变命运的重要性，是十九岁那年的夏天从贺兰县第三中学高中毕业，成为高等学府落榜者开始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属于刘心武，属于叶辛，属于路遥，属于张贤亮，也属于包括本人在内的千千万万个文学青年。这些年，我常常想起，那笑中带泪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想起我从家乡银川市贺兰县洪广营高中毕业到乌兰煤矿打工时激情澎湃的文学故事，和后来当中学语文老师以及自学大学课程的苦乐年华。
那年的夏天，太阳炙热地熏烤着家乡的土地，天空吝啬得连一丝风一片云都不曾飘过。我怀揣一张高中毕业证，满怀惆怅，和回乡的大嫂踏上北去乌兰煤矿的列车。此时，十九岁的我刚刚落榜，内心自卑、封闭、凄凉、失落、孤寂、惆怅，没有文化的父母，只有用最朴素的劳动价值观让我到乌兰煤矿务工，为三哥娶妻早作打算。
也许好钢是在烈焰中一锤一锤打造出来的。四十年前，家乡学校没有开设英语课程，更没有开设“六年级”“初三”“高三”年级一说。在那个年代，家在农村的孩子能上高中，便是凤毛麟角了。然而，我对此极不甘心。我想：命运之神绝不会就此扼住我的命运之喉，既然上帝为我关闭了这扇通往成功的大门，那么，同样也会在另外一个地方为我打开另一扇穿越成功窗户的机遇。
也许，这是命运的安排，我是无法改变和抗拒的。
随大嫂去乌兰煤矿纯属无奈：十年寒窗苦读，学业荒废，岁月蹉跎，没脸让长兄再为自己复读提供便利，无颜再烦二老掏钱供我。当时，我处处逃避、自卑自责，一度没有做人的骨气和斗志了。大嫂和我在北去的列车上很少说话，她无心攀谈我的心事和今后的打算，从神态上看，大嫂对我是不屑一顾的，快二十岁的小伙子，不能自食其力不说，尚且千里迢迢投奔大哥大嫂找工作，给他们添麻烦，简直是平庸无能之举。
十九岁的我，背井离乡，从此踏上了一条辛酸的务工之路。从那一刻开始，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不混出一个人样来，我绝不还乡。
一路上我小心翼翼，不曾与大嫂多说一句话，生怕哪句话不妥帖冒犯了她，而她，也是沉默寡言，不怎么待见我。那时的我性格木讷，加上高考落榜，既自卑又感到低人一等，处处畏首畏尾，不敢言语。本来大嫂与大哥关系一向很好，他们长期定居乌兰煤矿，可谓安居乐业，而这次大嫂回乡，则是专程接我去乌兰矿找工作的。大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应征入伍的军人，后来从兰州军区转业到乌兰煤矿，当上了一名矿山运煤运货司机，家人们都为大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感到骄傲。而此时此刻的乌兰矿，百废待兴，正需要建筑承包队长期驻扎此地，改造建设矿区偏僻落后的面貌。老丁，就是这个时候从吴忠市来到乌兰矿的首批建筑队的包工头，他自然要与在运输大队的大哥打交道，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老丁的包工队里干活。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行，第一次外出务工生涯的开始，也是我初涉人世的第一步。
耳畔成天是飞沙走石，呜呜咽咽的风声，机器隆隆声，空气里常常氤氲着一股臭鸡蛋味。在烈日炎炎的盛夏，施工队周围竟然没有一棵能遮挡烈日的树木，常常令人口干舌燥、口渴难耐。大哥的住宅区向北不远处，就是我们的建筑工地。在这里，上班的普工们每天早出晚归，既没有什么鲜花歌声和笑声，又没有琅琅的读书声和悠扬动听的琴声，更难找到几本莎翁托老先生的名著和鲁郭茅巴老曹的书。有的只是枯燥乏味、单调的机器声，成天与塑料水管、钢筋、砂子、水泥、砖块、竹制架板和搅拌机打交道。
就在这时，我在心里不断地追问自己：这难道就是我要的生活吗？我的未来是什么？
我真正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是从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开始的。每天中午十二点下班后，我留在工地上，一边看管工地，一边给红色砖块浇水，一边提前为瓦匠师傅上班要使用的水泥混凝土用铁锹搅拌好，一边听刘兰芳和单田芳的评书。
而我的真正的阅读，又是从大哥为我购置的《一千零一夜》《岳飞传》《杨家将》《海的女儿》开始的。在乌兰矿看电影《侦探兵》《闪闪的红星》《铁道游击队》《三滴血》《子夜》《卖花姑娘》，丰富了我枯燥单调的打工生活……
后来听孙道临朗诵的《人生》，王刚朗诵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和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书籍，让我寂寞的人生变得绚丽多彩，在我的生命里，时时流动着激动人心的诗意，还有我的第一部自传体中篇小说《春妹子》的主人公（最早发表于《黄河文学》，后被《世界华人文学》转载），当然，这是后话。
木讷的我，每天迎接着呜呜咽咽砂石飞扬的风声，心里总是泛滥着阵阵酸楚和孤独感。然而，也不尽然！有时候，我看到施工地点东边，那条北陡南洼又窄又险的石板路上，竟然成了一道流动而美丽又富有诗意的浪漫之舟。一群群男男女女，娇美而青春的面庞，迎着晨曦或晚霞或山风，唱着李谷一、殷秀梅、李双江、苏小明的歌曲，每天早晚从我面前飘来飘去，看着看着，我竟然忘记了一切的劳累和烦恼，而且，心生几多喜悦和激动。原来，在异乡矿山，也有我不曾想到的绚丽多彩的生命流动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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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正值青春胆盛的他们，和正值青春期的在异乡务工的我，每时每刻，都在我心里产生强烈的反差和刺激。看看自己，每天穿着一身又脏又破旧的衣服，双手粗糙，裂着血口，从头到脚都经过风沙日晒，脸色灰土土的。我心里暗暗想着，人与人之间为什么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我是农民的儿子，在这里务工，看着那些少男少女伴着当年的流行歌曲行走在山路上，而我，每天却要厮守着八栋八号砖瓦房周围摆放的水泥、钢筋、涂料、钢纤、铁锤、铁锨、红砖……那时候的我，对命运的安排不屑一顾。
那时候在包工队，我常常是被大工小工们捉弄的对象。在八栋八号的日日夜夜里，写满了一个十九岁少年刚刚步入人生的心灵历程，以及最初接触社会的辛酸和苦难。由于小工们对弱不禁风的我很不服气——凭什么你受到优待，发工资时又和我们的待遇相同？所以，他们总是在八栋八号地基旁与我明争暗斗，在劳作时故意刁难我。这样还不够，他们为了和我比个高低胜负，往往同时攀附到房顶上来个“仙鹤晾翅”，要知道那不是平顶房，而是起集的金三角形。
我是一个刚刚从学校走向社会的楞头青，平时胆小怕事、弱不禁风，面对眼前的后生们肯定会吃亏。于是，我狼狈不堪败下阵来，从集子上滚落到了房檐旁边的天窗和烟囱之间，天窗和烟囱成为我唯一的救命稻草。当时，决斗后的我伤痕累累，汗水、泪水、血水同时流淌，人却安然无恙。也算是苍天有眼吧。而这一切，被一个小女孩悄悄发现，并默默数次为我保驾护航，而我却蒙在鼓里，没有放在心上。
就算后来欺负我的那些小工们对我好了起来，我仍然向包工头丁师傅申请到又脏又累的工作岗位上去，好好磨砺一下自己身上的娇气、懒气和小家子气。老丁本打算答应我的请求，但第二天因为工作需要，一切又有了变故：工友小马子的腿肚子被另一块没立稳的水泥板砸伤，老丁问小马要谁到医院看护他？小马坚定地推荐了我，于是，我和小马在乌兰煤矿医院里朝夕相处，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等小马出院后，我还是去了最艰苦的工作岗位。
那年夏天，除了每天中午十二点听刘兰芳和单田芳的评书外，每到夜晚，我便阅读《一千零一夜》中的《辛伯达七次历险记》，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毫无睡意、不知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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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来到白磷矿。盛夏，在半山腰，居然没有一棵能遮蔽阳光的树木，我每日头顶烈日，用铁锨一锨一锨把大山肚子里的石灰掏出来装到手扶拖拉机的车箱里，再转移到二十米以外，倒在两个偌大的石灰池旁，等拉够一定数量的石灰后，再用自来水将生石灰浇灌。每当这时，一股股热浪扑鼻而来，令人窒息，有时碰上刮大风，竟有一种山崩地裂或沙尘暴突然袭来之势。这时的我，如同一只挂在半山腰的白色壁虎，任由风沙卷起的白色粉尘吞没。半小时后，待妖风过后、尘埃落定，我的头发、眉毛、鼻孔，嘴巴、双眼，双颊、脖子、浑身上下，如同从白色涂料桶里捞出来一般。
在白磷矿干了一段时间，我又被传唤到八栋八号工地。在建设八栋八号住宅房时，挖地基、放线施工、浇灌砌成地基、用水泥混凝土封住基面、将沥青和油毛毡铺好……这一过程，都与我们的工资挂钩。房子粉刷后，需要我们把屋内多余的土壤清理出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早晨六点多，小工们一字排开，一人承包一间房屋，手拿一把铁锨，开始了清理室内土壤工程。我们一铁锨一铁锨、一滴汗一滴汗、一分钟一分钟地清理着，待到中午，个个口干舌燥、饥肠辘辘。这时，小工们有干粮的吃干粮，有零食的吃零食，有熟鸡蛋的吃熟鸡蛋，有熟土豆的就吃熟土豆（这期间，一个女孩不止一次为我雪中送炭）……无论如何，先把肚子填饱再说。吃完饭后，顾不得午休，大家又匆匆忙忙投入到紧张而忙碌的清理之中。下午的拼搏是异常熬煎的。由于上午出了大力、流了大汗，午餐又简单将就，使得下午的劳动强度、进度、热情大打折扣，这时，考验的小工们韧性、体力、毅力的时刻到来了。大家纷纷拉开拼搏架势一争高低，而我，一个刚刚走出校门、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人困身乏天己暗，口干腹空腿子软。到晚上八点多，小工们是骡子是马早就拉开了距离，有接近尾声马上凯旋，有胜利在望曙光来临，也有革命尚未成功仍需努力的。当然，还有只喘气不出工、心里干着急的，这里面当然包括我。此时此刻，我早已双手起血泡，肚子咕噜咕噜乱叫，而清壤工程才进行到三分之二。就在这时，从煤矿保卫科下班的人高马大的二姐夫一个箭步跳了过来，雪中送炭与我并肩作战！
清壤工程实行一对一包工制，对每个小工都是一次体力和毅力的较量，对我而言，更是一次捍卫男子汉气概、用汗水换回尊严的时刻！我不想夹着尾巴做人，更不想有半点偷奸耍滑的侥幸心理，只想老老实实、清清白白地劳动，用实际行动表明我的诚意、决心和信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人平等、公正无私。最终，我没有依靠二姐夫，而是靠着自己的双手将所承包房屋内的土壤清理干净，拿到自己的血汗钱时，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
过了几天，工地的春妹子送给我路遥的《人生》，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当代》《十月》《花城》《收获》等杂志，夜晚，我如饥似渴地“啃食”着这些精神食粮，一边“啃”着一边想着：我的力气，我的饭量，我的毅力，我的承受力，我的勤俭，我的阅读自信，就是从19岁开始的，它既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苦难，同时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乃至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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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还是在白磷矿的那一次，包工头让我开着手扶拖拉机上山拉白石灰，倒车时刹车锏突然失灵，装有满满一车白石灰的手扶拖拉机以失控之势向后面的悬崖倒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正在读初二的小姑娘抱起了一块石头垫在了车轮下，正在向后倒的拖拉机戛然而止。在我性命攸关的那一刻，是这位女生挺身而出，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
这个姑娘叫小春，是煤矿供应科科长老顾头的小女儿，那一年才十四岁，后来，她曾无数次悄悄在我的工具包中放煮鸡蛋、饮料、水果、白色医用胶带、手套。小春的行为被包工头和工友们发现后，她不再躲藏，时不时来到工地帮我和水泥、运石灰，甚至帮瓦匠师傅砌墙。更不可思议的是，当她听到大师傅小工们对我大呼小叫或给我布置分外的劳动任务时，就会噘起小嘴，毫不客气地指责那些师傅和小工们的无理之处。那时，懵懵懂懂的我尚不知道那个为我打抱不平的初二女学生和我这段最纯洁最美好的友情在当时是多么珍贵，也不会想到，那段友情日后会对我的人生和命运产生怎样的变化。
在干活之余，我常常津津有味地看着大哥为我购置的《岳飞传》《杨家将》《一千零一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看完后，又专注地读着春妹子送给我的《人生》《夜幕下的哈尔滨》《白夜》《家》《春》《秋》《当代》《十月》《收获》《花城》《鸭绿江》等书籍杂志，这些书籍，为我后来参加全国高等成人自学考试，取得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文凭，通过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成为一名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年，十四岁的小春走进了我的人生和文学世界，督促我笔耕不辍。此时，命运之神也不再冷落和嘲弄我。我发表的自传体处女作《春妹子》所描写的经历，正是那个年代的缩影。真正的生活比小说更现实、更命运多舛。所以，我十分感谢在乌兰煤矿的岁月。因为，在那里的日日夜夜里，融入了我的思想，融入了我的血液，融入了我的青春，融入了我的梦想！
岁月悠悠，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和小春早已各自当了爷爷和奶奶，几年前，我们在网上相遇，彼此十分珍惜年少时那段纯真的友情。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九岁? 十九岁是上大学的年龄，是读书、学习、发奋图强、励志拼搏的年龄，而我却在他乡务工。后来，我曾不止一次重游乌兰矿，寻找当年的建筑工地、山山水水，每一次的感觉都不一样。也许，苦难是财富，没有四十年前的务工经历，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人生哲理，闲暇之余，喜欢读读写写，尤其喜欢用阅读写作“宣泄”内心的感慨，或朗诵几句郭老的《雷电颂》，光先生的《黄河颂》，苏轼的《水调歌头》，可谓痛快淋漓。
也许，没有十九岁那年在乌兰煤矿辛酸磨难的生活经历，就没有今天我的文学梦想和这份弥足珍贵的教师职业。我今天所有的体面，都是那年被乌兰煤矿烈日晒出来的，在白磷矿石灰厂淋白石灰淋出来的，在八栋八号建筑工地喝生水喝出来的。当然，也有日后耕地种田、修桥筑路、卖豆腐卖凉粉、开荒养殖、走街串巷卖肉鸡、发愤苦读换来的……
四十年前，整整一个夏天，我的务工生涯获得的劳动成果仅仅是八百多元，但换回来的，却是当下我能有一份体面尊严的工作。
刘占林，笔名红沙柳，1962年生，宁夏贺兰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理事、贺兰县作家协会理事，作品见于《中国校园文学》《朔方》《黄河文学》《齐鲁文学》等。出版小说集《春妹子》《永远的洪广营》。作品获第三届银川市贺兰山文艺奖，以及宁夏作家协会组织的全区“喜迎党代会 奋进新征程”主题读书征文作品有奖大赛一等奖。
